针对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态势，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5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指出，中国若想恢复碧水蓝天环境，需在未来十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约10万亿元，需花费30年的时间进行整体环境治理，其中10年整体控制，20年集中治理。他还指出，2020年中国环境将跨越污染排放拐点，实现污染物排放负增长；2030年我国将跨越环境恶化拐点，达到欧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高代价的经济增长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便呈现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在刚刚过去的5年，国内生产总值从26.6万亿元增加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2010年中国GDP达到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业内人士对此曾调侃，中国经济像是一个服用了兴奋剂的世界冠军。纵观中国30多年经济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虽一路高歌猛进，但其背后的高投资水平、高资源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经济成就的代价越来越高，且这一发展模式还将维持一段时间。当前的中国在全世界能源消耗所占的比重日趋加大，据骆建华在第八届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介绍，目前我国消耗着全球21%的能源，11%的石油，49%的煤炭，排放了占世界26%的二氧化硫，28%的氮氧化物，21%的二氧化碳。作为PM2.5主要成分之一，酸雨污染、臭氧污染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硫含量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其现状是令人担忧的，目前中国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是2218万吨，美国含量是1036万吨，欧盟是598万吨。

　　另外，大气除常规污染外，新的污染问题逐渐显露，如大气汞污染。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报告，初步估算目前全球每年人为活动约向大气排放2000吨汞，我国每年人为源的大气汞排放量约占全球汞排放总量1/4还多，每年约为500—700吨。2007年我国主要行业大气汞排放比例是燃煤锅炉33%、燃煤电厂19%、有色金属（锌铜铅金）冶炼18%、水泥生产14%、钢铁生产3%、交通用油3%、市政垃圾3%、民用2%、生物质燃烧2%，其他3%。

　　当前我国的水环境整体也不容乐观，据《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超过30%的河流和超过50%的地下水不达标，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农村地区的水环境问题更为严重，试点村庄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达标率仅77.2%，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仅70.3%。地表水达标率只有64.7%。

　　10万亿环境治理的资金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环境受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1980年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开始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是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重化工业急剧扩张。这三次冲击一次比一次迅猛，一次比一次强烈，并相互叠加，终使中国环境污染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极端程度。

　　面对当前环境问题相互叠加的现状，中国环境治理又将何去何从呢？极为严峻环境形势又需要政府怎样的资金投入？对此，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第八届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指出，从2002年到2012年，我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了4万亿，但巨额的投入本让人看到环境改善的良好前景，然而结果却不能如人所愿，空气污染越来越重，水污染日益变本加厉。

　　从2007年开始，我国环保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与注重环保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环保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还偏低。2007年至2011年间，我国环保财政支出的GDP占比最高达到0.61%，仅接近美国1990年的水平。尽管过去几年我国环保投入逐年增加，但占比始终在2%以内。从全球经验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想保持较好环境质量的话，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3%才能控制污染。据测算，按照经济增长率和环保程度，未来10年环保投入大概需要10万亿元，骆建华指出。

　　对于这10万亿投入的来源，骆建华建议，未来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投资每年应达到2000亿元，10年累计投资2万亿元用于环境设施建设和运行。资金其主要来源可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此外，他还建议每年从新增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定比例，用于污染治理和环境建设；其次，企业投入必不可少，没有企业的参与，环境改善将无从谈起。他认为可以通过设立排污补偿等机制推动企业加快治污进程；最后，加大银行绿色信贷力度。银行应实施环境优先的贷款体系，发挥环保融资的主渠道作用，积极实施赤道原则，将环境政策审查作为信贷审查的重要内容和前置条件，增加贷款项目环境绩效考核，优先支持环境绩效好的贷款项目。对于污染防治项目，借鉴国外经验，适当放宽贷款期限、实行贷款浮动利率等优惠政策。同时，进一步落实收费权质押等项政策，为污染治理融资提供更多的创新金融产品。

　　30年后中国环境

　　当前的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比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要严重、更具挑战性。在传统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常规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居高不下前提，以大气汞污染为代表的新污染问题接踵而至，新污染物排放量同样巨大，并与常规污染物形成复合型污染，对严峻环境形式更是雪上加霜。

　　面对如此令人揪心的环境形势，不仅让人发问，我国环境恶化的趋势何时才能得以有效遏制？污染物排放拐点以及环境质量拐点又将在何时出现呢？对此，骆建华在循环经济论坛上指出，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将会陆续达到峰值点，污染排放全面下降的时代将会到来。2030年跨越环境恶化拐点，空气质量真正好转，并达到欧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从欧美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经验看，改善环境质量，首先须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实现污染物排放量有计划、分阶段减少，为环境质量的最终改善打下基础。考虑到2010-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从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速增长期，人均资源消费量比如人均钢材、人均水泥消费量陆续与经济增长脱钩，重化工业扩张势头有所遏制，产业结构调整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将加快。加之环境标准加严，环境执法力度加大，企业治理污染的投入会进一步加大，同时公众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促使各级政府将进一步强化环保公共服务职能。

　　综合考虑以上有利因素，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将会陆续达到峰值点，污染排放全面下降的时代将会到来，从而实现污染控制第一个战略目标。

　　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如能陆续得到控制，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环境中的污染物浓度如何下降，也就是中国环境质量何时出现好转。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真正好转，并达到欧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PM10年均浓度40μg/m3-50μg/m3），还需要20年时间。

　　理由是，今后20年如果中国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能够保持中速增长，人均GDP年增速假定为3.39%（取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增速6.78%的1/2），则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达到1.4万美元左右（1990年美元，PPP），刚好落入PM10年均值在欧美标准之内。到2030年，中国江河湖泊治理也经历了将近35年历程，根据英国泰晤士河和日本琵琶湖的治理经验，江河湖泊污染治理大致需要30年至40年，由此可见，我们有信心在2030年将中国江河湖泊污染治理成功。故此，可以说中国到2030年环境质量将步入全面好转时期。骆建华在论坛上指出。